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2020年第1期

• “城牧互动社区”：内蒙古城市 - 牧区二元 社会的时空压缩

  学报编辑部

  目前，随着内蒙古牧区城镇化进程加快，20 世纪 90 年代所提出的“牧区社区”概念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归纳牧区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型社会文化现象。“牧区社区”是以传统社会学视野下的城市 - 牧区（乡村）二元论范畴内探讨内蒙古牧区社会文化现象。 本文质疑“牧区社区”，并提出新的“城牧互动社区”的概念，即“畜牧业 + 定居 + 城镇化 = 城牧互动社区”。 与传统的城市 - 牧区之间的空间转换不同，在牧区城镇的背景下，基于现代通讯设备（互联网、物联网）和交通工具，社区的时间与地理空间被高度压缩。 从而，“城牧互动社区”正打破城市 - 牧区二元论，是统筹城镇—牧区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社区形态。

• 民间故事影像传播的创新策略研究

  学报编辑部

  随着融媒体的迅速发展，特别是 5G 时代的来临，为微电影（短视频）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平台。 但是平台传播的作品质量却良莠不齐，急需具有文化内涵的作品来满足受众的需求。 民间故事的微电影（短视频）创作不仅是时代的必然，也是融媒体传播内容的最佳选择。因而，对民间故事呈现的立体、情感、趣味等影像传播的创新策略研究现实意义。

• 在他乡与故乡之间 ——浅谈黄淑娉先生的人类学田野实践

  学报编辑部

  黄淑娉先生是在民族调查中成长起来的人类学家，她兼有人类学北派和南派学术思想，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治学经验。 她擅长总结经验和在实践中学习、创新。 在异文化与本文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田野、文献和理论三结合的研究方法。 重新回顾和梳理黄淑娉先生的田野经历，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其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从而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 “唐以强蹙”现象的外部因素研究和现实意义

  学报编辑部

  盛世中的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国际地位最高的朝代，在从唐高宗到唐宣宗的两百多年里的对外关系中却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以强蹙”现象，成为唐朝衰亡的重要外部原因，与唐朝自身的强大国力和军事实力明显不符。 从边疆治理的角度来看，“唐以强蹙”现象的外部原因在于其所面对的吐蕃、大食、契丹、南诏在建立集权政权后充满了新兴民族文化的进取精神，具有抗衡唐朝强大国力的强有力力量。“唐以强蹙”现象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民族复兴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 论唐宋佛教慈善医疗救助机构的发展及其特征

  学报编辑部

  佛教慈善医疗救助起源于佛教悲田的思想和寺僧赈济贫病的善举，主要收容和诊治老弱贫病残等弱势群体。 唐宋时期，佛教医疗救助机构创立并不断发展完善，政府在经济上予以支持，管理上加以规范化，提高了慈善的运作效率，推动了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加速了慈善事业的社会化、多元化进程。 此时期佛教慈善医疗救助机构呈现出借医弘法、援佛入医和佛医结合、身心兼治的特点，并且趋于官方化、规范化。 其历史意义在于在救治贫病、控制疫病、传播医学知识、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弥补了官方医疗的不足，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起到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 从黄淑娉教授的学术生涯看杰出女性学者的 个人发展与成长规律

  学报编辑部

  文章基于对黄淑娉教授学术生涯的历史回顾，分析了女性学者个人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和成长规律。 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女性学者成长的重要前提，大学教育和高水平的教育机构是女性学者成长的重要空间，对个人信念的坚守和能力的磨炼与挑战是女性学者发展的重要环节，个人的家庭与生活挫折是女性学者发展的主要障碍，与女性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合作与交流是女性学者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当前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性别制度下，杰出女性学者的个人发展与成长历程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 诲人不倦 师恩如山 ——重读黄淑娉先生来信感言

  学报编辑部

  胡鸿保教授在中央民族学院求学时，导师是黄淑娉先生。 他取得硕士学位以后，黄先生将他推荐到中山大学跟随梁钊韬读博士研究生。 1987 年，黄先生南下广州。 梁先生撒手人寰后，留下几位博士研究生。 虽然黄先生当时不是博导，但是资历、学养有目共睹，校方让她担起梁先生未竟事业的重任。 她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带领他们到北京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帮助他们获得了博士学位。 最近胡鸿保翻出黄先生自 1990 年 5 月至 2002年 9 月写给他的 13 封信来阅读，感慨之余，写下这篇短文。 短文因追随来信顺序叙事，内容略显散漫。 不作任何加工，保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原貌。希望读者从中看到一位女学者开拓求实，清廉自守的形象。

• 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格局的构建 ——兼论“三治体系”与“四化理念”的关系

  学报编辑部

  乡村治理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议题，事关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大局。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构建新时期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体系”和明确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要求。 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必须在厘清“三治体系”“四化理念”的意涵及其内在逻辑关联的基础上，以“四化理念”为指导推进乡村治理“三化体系”的构建。